接纳“梵二会议”精神 不断促进中国天主教教会本地化建设
来源：中国民族报
编者按：今年是天主教梵蒂冈第二次普世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会议”）召开50周年。对于20世纪的天主教来说，梵二会议意义重大，它对现代的教会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纪念这次盛会召开50周年，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神学研究委员会及研究室将于2012年6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举办神学研讨会，重温梵二会议的精神，总结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教会的发展经验，推动中国教会深入中国传统与当今的社会和文化，不断地促进教会本地化建设和教会的健康发展。
鉴于此次研讨会主题的重要性和丰富的现实意义，本刊现将提交研讨会的部分论文节选刊发。
大理天主堂具有民族风格的祝圣典礼。
维护梵二会议精神，加强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
□ 王怀茂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天主教在自办教会的道路上，在信仰和牧灵福传实践中，对梵二会议提出的“共同管理”、“民主化”进行了探索，逐步摸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会组织和制度建设体系，充分发挥教会爱国组织、教务组织和教区3个方面的作用，协调配合、凝聚力量、共同办好和发展教会。实践证明，中国天主教的代表会议制度和民主办教模式，既体现了教会“天主子民”的梵二精神，又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教会的实际，更是当今世界各地天主教自治的发展方向。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教会都在寻求“自治”，而中国教会由于历史的原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不得不强调政治独立、经济独立和教会事务独立，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中国天主教在教会建设和牧灵福传实践中，提前10余年对教会进行了改革，为梵二会议提出的“跟上时代”的精神作了实践的演示和铺垫。
1975年，教宗本笃十一世在纪念梵二会议闭幕10周年时指出：“我们不可能回到过去，而且我们也不愿这样做，但我们为获得全新的意义而必须准备持守那时代变迁中载有真理的东西，敢于坚定不移地对之寻觅，以乐观之心执着此真道而丝毫不减，这在我看来乃是当今和未来之任务。”今天，普世教会革新与保守的思想斗争仍在继续，包括罗马教廷内部仍然存在保守势力对梵二会议改革精神在实践中的种种阻碍，过于强调教权管理，而忽视“教会工具的服务性”；过于强调教会集权，而忽视地方教会自治的权利等，甚至对中国天主教本地化建设、民主办教、组织和制度建设上仍然有各种各样的非议和阻挠。
梵二会议召开半个世纪以来，教会以崭新的精神面貌向全球、全人类开放，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充分展示了基督的圣善、圣爱形象，迎来了教会发展和牧灵事业的空前繁荣。作为普世教会的“肢体”，中国天主教在全面重温梵二文献的同时，要深刻领会“跟上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放弃那些失效无用的一切，而采取那些值得保存的具有振兴教会的启示”。坚定自己所走的革新教会的道路，认真处理好教会救赎与国家治理的关系，教法与国法的关系，教义信仰与教会管理的关系；排除一切非信仰原则的干扰和阻力，在本地化建设中，努力开创中国天主教牧灵福传和教会事业的崭新面貌。
（作者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秘书长）
梵二会议精神将继续推动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事业
□ 周永智
在爱国主义方面，对于中国天主教友来说，爱国是公民应尽的职责，爱教是教友应尽的本分，两者是一致的。这一精神符合圣保禄宗徒的教导。圣保禄宗徒在《致罗马人书信》中清楚地写到：“每人要服从上级有权柄的人，因为没有权柄不是从天主来的，所有的权柄都是由天主规定的。所以谁反抗权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规定，而反抗的人就是自取处罚。”在梵二会议的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也特别强调信友作为“公民应慷慨而忠实地爱护祖国”，同时，“信友应当感到自身对国家所负特殊而固有的使命”，“每位公民在政治生活中应负起自己份内的责任”，而且“公民应当意识到自己的任务而与政府合作”。
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方面，有人指责中国教会“独立”是脱离罗马天主教会。这是对中国天主教会“独立自办”的曲解。从神学上说，中国天主教独立自办原则，是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方面而言，并不是在教仪教规上另搞一套。在1957年召开的中国天主教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中，代表们一致认为：“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会必须彻底改变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带给我们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梵蒂冈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由此可见，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并没有脱离圣而公教会，这实际上也保证了中国天主教在信仰上的普世性和大公性。“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50多年来，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原则已经融入中国教会的实际工作中，成为中国天主教安身立命之本。信仰无国界，但教徒有祖国。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继续证明，中国天主教如果不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原则，就没有中国天主教今天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民主办教方面，主要指教会管理而言，由神长教友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据我国国情、教情，通过民主协商决定教会内部重大事情。民主办教不是要用爱国会来代替教务组织，不是要限制主教、神父行圣事的权力，而是通过各个方面的广泛参与，汇集大家的智慧，把天主教的事业办好。我国天主教自上世纪50年代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后，在实践中逐步创造出有中国特色、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如成立了各级爱国会，建立了全国代表会议制度、爱国会和教务组织的联席会议制度、教堂的民主管理制度，神父和教友代表共同选举教区主教等等，我们今天都把这些总结为民主办教的重要内容。
民主办教的方向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中国天主教的实际，也符合当今世界天主教发展的潮流，而且与梵二会议以来天主教会的改革精神相一致。梵二会议提出对天主教进行改革，使天主教适应社会现代化。《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在教会学理论上作了一大突破，明确提出“天主子民”观点，确认教会不是一个等级社会，也不是一种世俗的统治，而是一种服务性的团体，为“天主子民”工作的组织。梵二会议还宣布要对教会实行“共同管理”，给地方教会一定的自主权，实现教会本地化，发挥地方教会的自主性。
在纪念梵二会议召开50周年之际，我们认为，梵二会议精神是中国教会建设的思想宝库，必将继续推动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事业不断向前迈进。
（作者系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秘书长）
辽宁天主教服务社会的探索
□ 张克祥
天主教的教义和教规中蕴涵着丰富的服务社会的理念和原则，教会也素有服务社会的光荣传统。梵二会议文件明确指出：“如果地区及时代的环境有需要，教会自身亦可以，甚至应当创办慈善事业，以服务人群，尤其以服务贫困者为目标”。这一表述是基于教会对自身使命与人类关系而提出的要求和目标。如何把天主教服务社会的理念和方法有效挖掘与整合，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他人，发挥基督徒“光和盐”的作用，是教会面临的一个课题。在这方面，辽宁天主教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开展社会服务的基本情况
辽宁天主教区目前开展的社会服务包括医疗卫生、养老、外语培训、幼儿教育、婚礼服务、残疾人关怀、鳏寡老人照顾以及对艾滋病感染者和农民工的服务等领域。
据不完全统计，辽宁天主教界开办的养老院有9个，其中教区养老院1个，堂区和修女会养老院8个，共有养员500多人。沈阳圣母圣心修女会和抚顺耶稣圣心修女会分别开办的医疗门诊及诊所共6个；残疾人之家1个，残疾人20多位；孤寡老人院1个，老人18位，主要招收“三无”老人以及神父或修女的一方父母；沈阳婚礼服务中心1个，每年为教内外人士举办婚礼大约200多场次；社会服务中心1个，目前主要为省内400多位艾滋病感染者和家庭提供居家探访、物质帮助和精神安慰与心理辅导等服务。
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服务中心）自2005年开展了艾滋病防治与关爱项目。到目前为止，累计服务艾滋病感染者700多人。其中为300多人次提供医疗费用帮助；为200多名艾滋病感染者子女提供学费支持；为感染者，尤其是农村贫困农村地区200多位感染者和家庭提供生产自救，比如猪、羊、兔等牲畜养殖技术和种苗的免费提供；组织感染者开展的不同主题自助活动252次，共有1万多人次参加。同时，还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共4820人次，宣传艾滋病防治知识，直接听讲座和接受宣传者约12万人次。
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探索 积极接受政府引导，开展宗教参与社会服务的新探索
辽宁教区在开展社会服务过程中认识到，要充分发挥天主教和广大信教群众在社会服务中的积极作用，必须依靠政府的积极引导、支持和统筹。发挥政府的引导、协调职能，才能使宗教界的各种力量以及与社会各界的力量整合在一起，才能保证宗教界参与社会服务时的正确方向，从而改变宗教界参与社会服务时的无力、无序状态，实现宗教界参与社会服务的可持续发展。
积极学习国外经验，开展宗教参与社会服务形式的探索
中国的天主教传统中，一直都有服务社会、开展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的优良传统。但过去的社会服务主要通过教堂开展，这样一来，教会便兼顾传扬福音和关怀社会两方面的任务，难免会出现重此轻彼的问题。另一方面，以教区和堂区的名义出面做社会服务，容易与传教活动纠缠不清，在社会认可程度上大打折扣。
目前，国外教会的社会服务主要依靠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NGO）来承担。宗教类NGO脱胎于宗教团体，但又独立于宗教团体，在社会服务活动中，不讲道、不传教、不区分服务对象是否是教徒，而是服务一切真正需服务的弱势群体，这样更容易获得政府和社会的认可与支持。
中国教会开展社会服务的时间比较短，经验比较少，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的一些实用经验，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探索适合国情的服务形式。
立足国内实际，开展宗教参与社会服务领域的探索
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选择的服务项目是以社会的迫切需求为出发点，以政府需要参与的“真空地带”为切入点，发挥宗教界的积极作用和特色服务，倡导和补充政府和社会保障的不足，做政府社会服务体系的必要补充。比如，服务中心选择艾滋病项目为自己的第一个服务项目，是选择了少有人愿意做的“特殊”服务，是社会上少有竞争、但又有着强烈社会需求的服务。
找准自身定位，开展宗教参与社会服务模式的探索
当前，在欧美一些国家和我国的台港澳地区，非政府组织包括宗教类非政府组织机构众多，能量较大，比较活跃，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消除贫困、帮扶弱势群体、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生态环保、社区培育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国宗教界的实际能力不可与欧美甚至台港澳地区的宗教界相比，我国社会服务的实际需求、服务水平和模式与之相比亦有很大不同。
服务中心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和判断，找准了自身的定位，不贪求多和大，而是要根据自身的条件以及本地的需要，在工作中积极探索宗教参与社会服务的新模式。比如，在艾滋病项目中，服务中心认识到仅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做好这个项目，甚至连艾滋病患者都联系不到。于是我们首先与省市疾病控制中心联系，建立起中介系统，从而使艾滋病项目得以开展。通过这件事情，我们深刻认识到：唯有在政府和社会的支持下，与政府和社会协作开展服务，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社会服务机构的困难和挑战
首先，在教会内部，对开展社会服务工作还有一些认识的不同和争议。有些神职人员认为教会的任务就是牧灵和福传，做社会服务是“不务正业”。有些人口头重视，实际轻视。个别的教会养老机构还存在片面强调经济收入而忽视专业服务和社会效益的问题。国外的教区和教堂每年都拿出一定比例的财力和人力支持社会公益慈善事业，这点对中国教会来说还任重道远。
其次，在政府层面，宗教背景的社会服务机构的法律身份问题还没有得到落实。2012 年2月26日，国家宗教事务局联合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可谓是“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这一及时雨性的《意见》能否滋润地方宗教界社会服务机构的土壤，还有待于地方政府的重视和落实。
第三，宗教服务机构专业人才匮乏。目前，教会对开展社会服务有热情，但光凭热情还不能有效地做好社会服务工作，因为这是一项专业的服务领域。随着国家对社会人才队伍建设的要求，社会上已经并且将有更多的专业化社工人才应运而生。教会似乎还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宗教背景的社会服务机构专业化人才队伍的培育和建设是当今最急迫的任务。
总之，我国的宗教社会服务还处于起步阶段，宗教社会服务的理念刚刚形成，范围和领域还需要拓展，手段和途径还需要进一步开发，所需的资金和保障还很欠缺，所能动员的力量和影响还需要扩大。辽宁教区应抓住机遇，发挥自身优势，主动担当社会责任，积极探索公益慈善事业的广度和深度，走出一条自己的社会服务之路。
（作者系辽宁省天主教社会服务中心主任）
比较经学与神学本地化：对梵二会议“溯源”和“对话”精神的回应
□ 游斌
梵二会议的精神常被人概括为“变革”、“对话”与“溯源”。但在对《圣经》的态度上，它却将“变革”与“溯源”的精神结合在一起。对于《圣经》的重要性，在《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中，它特别强调教会应该将经文与圣传等而视之，作为信仰的最高原则，并且永远如此。教会的一切宣讲都应以神圣的经文为滋养和根据。《圣经》的话语是教会的支持和能量，是信仰的力量，是灵魂的粮，是灵性生活纯净并长久的来源。
梵二会议对《圣经》在教会生活中的重视，为天主教通过圣经研究、挖掘天主教悠久的经学传统来开展宗教间对话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例如，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跨信仰对话中，人们就重新挖掘在天主教修会实践、在今天的天主教信众中流传广泛的“圣言诵读”（Lectio Divina），将它与发端于新教内的“经文辩读”运动结合在一起，通过这种古典的读经方式来丰富跨信仰的对话。
所谓“经文辩读”，就是由不同宗教的代表在一起阅读、理解、讨论彼此的经典，如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基督宗教的《圣经》。人们每次都围绕某个主题，如创世、信仰、正义、宽恕等，从各自的经典中抽取短小的经文。辩读者可以依据自己不同的传统或解释，来阐述自己对于这些经文的理解。通过这样的互读，人们就能知道其他传统的人如何理解它，也可以从另一传统的角度发表评论。在辩读的过程中，人们可以对某一传统的看法表示认同，而分歧也经常出现。它使人深刻地看到一段经文所可能具有的多样内涵，以及经文中的只言片语如何在不同传统中被衍生出丰富的内涵。在这样的阅读实践中，人们对经文得以形成开放的态度，拒绝自己也拒绝他人独占对经文的解释。最后，人们也无需得出某个共识，结论始终是开放的。
这样的读经实践体现了梵二会议尊重《圣经》、倡导对话的精神，它将宗教传统中最核心、最神圣的经典开放给别的宗教，邀请它们对经文进行阅读和解释，是对宗教多样性、对宗教“他者”的深度认可。
目前，通过互读经典开展宗教对话主要还局限于英美学术界和宗教界，但作为一种宗教对话的新模式，它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在实践层面也不难操作，因此对于天主教在中国的本地化有相当的启发之处。
首先，它不是将宗教对话局限在边缘性的伦理教导或社会实践方面，而是集中到各大宗教的核心经典。宗教经典在各大宗教传统中享有权威地位，是各宗教之理论和实践的源泉。就此而言，阅读彼此的宗教经典既是底层的工作，因为经典是各大宗教的根基；又是顶层的工作，因为阅读经典、解释经典而形成的理论具有很高的权威性。
其次，它通过以比较促沟通，以互读求理解，赋予“和而不同”以新的内涵。通过不同宗教经典之间的互读，人们的目的不在于消除差异，而在于“提升差异的品质”。也就是说，人们不只是知道彼此间是不同的，而是通过对彼此权威经典的阅读，从本根处知道差异到底在哪里，知道差异的由来，同时知道差异的走向。
最后，它鼓励人们进入另一种传统的深处，在对其他宗教的深度学习中发展出友谊与尊敬。以经典互读作为宗教间对话的形式，有助于信仰群体之间建立长期的友谊关系。
故此，中国天主教可以在梵二会议“溯源”、“对话”的精神指导下，在《圣经》与中国文化经典之间进行交互式的互读互释。将这一做法加以学理化的表述，就是发展出一种有利于推动神学本地化的“比较经学”。所谓比较经学，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即首先它是一个学术活动，能够提供扩大研究者视野的方法，超越单一宗教的经学传统的界限，去考察不同宗教经学传统的潮流和运动，并认识经学与人类活动其他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其次，它又具有神学思想建设方面的意义，也就是说，比较经学尝试通过其他宗教或文化的经学传统的资源来探讨基督宗教信仰的意义。它出入于基督宗教经学与另一种经典传统之间，一方面对基督宗教有一定的委身，另一方面又真诚地投入到另一个宗教的经典传统之中。但其目的是学习另一宗教的经典传统，并以此来发现、重建或加强基督宗教理解《圣经》、基于《圣经》建构神学的能力。
通过比较经学来进行神学本地化的尝试，并非是一个新奇的做法。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士，以及此后在中国本土产生的第一批天主教信徒，他们用中国经典资源来诠解天主的做法，就是最早的比较经学。他们大量地援引中国儒家的经典，来证明古儒对天主、上帝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其直接后果就是使基督宗教的信仰体系在汉语世界第一次得到了深入而系统的表达。
在当代中国，用比较经学的方法来开展神学本地化的工作，可以鼓励天主教友们深入地阅读中国经典如《老子》、《论语》与《孟子》等，用中国经典来诠解《圣经》，或者反过来用基督宗教神学来诠释中国经典。这既是天主教在神学思想上走向中国化、本土化的重要途径，也必将从根本上有益于天主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中央民族大学设立“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研究基地，就是希望通过深入的学术研究，探索不同宗教间的经典互读互释的途径，为我国构建和谐宗教关系、发挥宗教界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积极作用进行实验，热切期待各界同仁的指导与支持。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教授、“比较经学与宗教间对话”创新引智基地主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基督宗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 何光沪
梵二会议要求普世教会“跟上时代”、开放革新，同各大宗教对话，适应各个地方的文化，以利和平共处，以利世界和平。由于从孔汉思到斯威德勒、从潘尼卡到保罗•尼特等一大批天主教神学家、哲学家，以及新教和整个基督宗教的理论家和活动家的大力推动，从20世纪后期至今，宗教对话运动逐渐兴起。现在，文明对话与文化和谐，成了各大宗教的主流和历史进步的方向。
这一切，同中华文化主张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同我们正在追求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当然是一致的。
一
一个时期以来，以“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为代表的不少言论，反映出部分学者在基督宗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方面有某些误解。这种误解当然会在这一重要问题上对社会产生实际影响，并引起某些不必要的纠纷。
关于基督宗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从宗教学角度作一些澄清，也许会有利于二者关系更加健康、和谐地发展，有利于发挥基督宗教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在这一问题上，有不少人把二者的关系说成是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由此而理解为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还有不少人把儒学说成是一种宗教（其中有人甚至主张把“儒教”定为中国的“国教”），由此而将其理解为两种宗教之间的竞争。
关于前一种误解，从宗教学关于宗教与文化关系的理论，即宗教从有形方面来说是文化诸形态之一，从无形方面来说是文化的内在精神而不等同于文化的观点，结合历史事实，可以作出如下澄清：
1、基督宗教是一种宗教，尽管它对许多文化有深刻的影响，但它却不是文化本身；2、基督宗教也不是西方的宗教，尽管它对西方文化有塑造性的作用，但它却是产生于东方，先是从东向西，然后从北向南传播，最后成为普世性的宗教；3，传统的西方文化包含着希腊、罗马等非基督宗教的因素，现代的西方文化包含着科学技术、人文主义等非宗教的因素，而且已经大大地多元化，并在许多方面背离了基督宗教。总之，基督宗教不能说是西方宗教，不能说是西方文化，甚至不能等同于任何文化。所以，它同中华文化的关系不是两种文化的关系，当然也就不是文化冲突的关系。
关于后一种误解，同样从宗教学关于宗教与文化关系的理论，结合大多数儒学研究者对儒学的理解，可以作出如下澄清：
1、儒学不是一种宗教，尽管它同比它早几百年产生的“中国传统宗法性宗教”发生了深刻复杂的联系，但它却不是那种宗法性宗教本身；2、儒学作为哲学的发展曾得益于佛教、道教等宗教，尽管它曾为宗法性宗教提供理论支持，但它自身却主要是一种人生哲学和社会、政治、伦理哲学；3、儒学同宗教，不论是同佛教、道教，还是同伊斯兰教、基督宗教，尽管有彼此竞争的一面，但也有相容相通的一面，还曾有和平共处的历史。总之，儒学不能说是宗教，当然也不能说是中国宗教，它乃是一种能够并且曾经与宗教和平共处的社会、政治、伦理学说，所以，它同基督宗教的关系不是两种宗教的关系，当然也就不是宗教竞争的关系。
二
那么，基督宗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姑且不论即使是两种文化之间、两种宗教之间，可以有和平共处、友好相待、相互交流、彼此学习的关系，作为一种普世宗教或世界宗教的基督宗教，同作为一种包含普世因素又是多元合成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化，二者之间的关系必定是复杂、丰富而又辩证的。
基督宗教4次传入中国（唐贞观年间、元至正年间、明万历年间、清嘉庆年间），每一次都是和平的宗教传播，并伴之以双向的文化交流。鸦片战争以后，少数传教士赞成和参与了其本国的侵华行为，背离了基督宗教的精神，但多数传教士和广大中国信徒拒斥或批评侵略行为，开创和坚持社会服务，体现了基督宗教的仁爱。在对待中华文化方面，历史上确曾有一些传教士采取了傲慢骄横的态度，但多数传教士和广大中国信徒却采取了尊重、学习、欣赏、喜爱，同时又理性、清醒、努力奉献的态度。显然，不是前一种态度，而是后一种态度，才代表着基督宗教的精神，即耶稣所要求的对邻人之爱。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从利玛窦到徐光启、从柏格理到晏阳初的历代无数基督宗教的代表人物和广大中国信徒，才对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发展（包括现代教育、学术、医疗、卫生、新闻、出版、体育、慈善、科学、技术等等），作出了重大的、不可忽略的贡献。
三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出，基督宗教是打破了民族藩篱的世界宗教。换言之，它不属于任何民族和任何国家，或者说，它属于所有民族和所有国家。自从诞生以来，基督宗教一直不断地进入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之中，并采用它所接触的所有民族、所有社会的文化来表达自身。出于自身关于上帝创世的信仰，它肯定人类创造的文化，并融入各种不同的文化；出于自身关于人类堕落的教义，它又同所有的文化保持距离，对之持有理性认识和独立批判的态度。古往今来，许许多多有生命力的文化，都曾从这种态度中获益。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史上历史最悠久、传统最深厚、内容最丰富、影响最深广的伟大文化之一。在古代，它曾经富于宗教精神，同时又富于人文精神；它曾经以儒家文化为独尊，但又一直包含着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不同的成分；它曾经排斥，后来又包容和吸纳了佛教等外来宗教和道教等本土宗教，以及民间“小传统”等各种信仰成分。19世纪后期以来，中华文化又吸收了现代的科技文化、工业文化和政治文化等现代文化成分，还吸收了从社会主义到民族主义再到自由主义等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化要素，早已发展成为比古代远为复杂多样、远为丰富多彩的文化。另外，我们还必须把中国现有56个民族的文化都考虑进来，这样，中华文化的多元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在世界各大文化中就显得更加突出、不可忽略了。
综上可见，基督宗教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既是一种普世宗教与一种民族文化的关系，更是一种启示宗教与一种极其多元、极其丰富、极其复杂的文化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或单一的，而是丰富的和辩证的。这种关系不是文化与文化的对抗关系（即使是文化之间，还有互补和融合），不是宗教与宗教的竞争关系（即使是宗教之间，也有交流和合作），而是宗教用文化表达自身的精神（任何宗教都是如此），又与文化保持区分（否则它就不再是宗教）的关系。
就基督宗教对中华文化的态度来说，应像对任何丰富多元的文化一样，对不同的成分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古代诸学派，理性、尊重，以利当代；对传统诸宗教，友好、对话，以利共处；对现代诸倾向，慎思、明辨，以利提升。总之，它对中华文化的态度应是努力奉献、努力提升，和睦人群、造福人群。
那么，中华文化对基督宗教的态度，又应如何？这显然值得深思、再思……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梵二会议、宗教对话与神学建设
梵二会议堪称“现代天主教史的里程碑”，“天主教跟上时代步伐的转折点”。梵二会议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改善天主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推动普世性的宗教对话。梵二会议后，卡尔•拉纳、雷蒙•潘尼卡、汉斯•昆、保罗•尼特等一批天主教思想家，不断更新理论观念，为推进世界宗教对话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回顾梵二会议的相关文献和宗教对话的探索历程，可为当代中国天主教的神学思想建设提供诸多学术启发。笔者主要就如何拓展神学建设的学术视野浅谈如下三重见解，它们之间并非单独立论，而是逐步推延的。
中国神学建设理应伴随时代步伐
神学作为“教会的思想”，显然对于整个教会跟上时代、更新自我、展开对话具有“观念导向”、“理论指导”与“学术支撑”的作用。早在1959年初，即梵二会议筹备之初，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就指出，此次会议的目的在于：实现天主教会的自我更新，促使神学和教规的现代化，促进基督宗教各派的合一运动。他在大会开幕式上又强调，应当以适合时代并合乎传统的方式来描述“信仰的遗产”。教宗保禄六世在大会闭幕式上重申：此次大公会议之所以历经长达4年的辛劳工作，制订了一整套训导、包括教理阐释，就是为了使天主教会更新思想、行为和道德力量等。由此可见，梵二会议的基本精神，为神学思想建设开拓了一种新的理论视野，这就是通过跨宗派、跨宗教乃至跨文化的交流与对话来推进当代神学思想建设。
尽管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天主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相对长期滞后，但就上述新视野的学术启发而言，我们是否又可以乐观地认为，中国天主教神学的本土化建设因有巨大潜力而能大有作为呢？从客观条件来看，“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可以说为多维度或多层次的宗教对话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实践氛围。正如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先生所总结概括的那样：中国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历史上有祭天祭祖祭社稷的国家民族宗教，有土生土长的道教，有诸多民间信仰和民族传统宗教，有外来的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还传入过犹太教、摩尼教、琐罗亚士德教等。中国犹如一个“宗教百花苑”，诸种宗教都能在这片大地上共同生存、和平相处。因为中国文化富有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优良传统。就此客观条件而论，中国天主教的神学建设在与国内外基督宗教界加强交流与合作的同时，是否还需要放宽学术视野，譬如，能否把中国天主教与儒释道的比较与对话作为神学思想本土化建设的着力点，是否可从佛教和伊斯兰教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漫长过程中汲取相关的历史经验，中国天主教的神学本土化建设是否还应该重视与农村民间信仰和少数民族宗教的沟通与对话……
中国神学建设理应关注重大课题
为推动世界宗教对话，梵二会议通过了《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这份重要文献一开头就指出：人类的结合在我们的时代日益密切了，既然天主教会的职责在于促进人类的团结互爱，那就应该首先考虑人类的共有问题。从卡尔•拉纳的包容论、汉斯•昆的兼容论再到保罗•尼特的实践论，一项引人注目的学术进展就是，将宗教对话观念从理论思辩层面引向重大现实问题。由汉斯•昆起草的《全球伦理宣言》，直言全球化时代人类所面临的政治、经济、生态等重重危机，呼吁各个宗教的专家学者集思广益，为构建“全球伦理”作出贡献。保罗•尼特提倡的实践论，则进而强调了真诚的信仰者所应肩负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认为各个宗教只有携起手来、共担责任、有所作为，才能真正推动对话、增进了解、见证信仰。
因此，我们是否可以进一步认为，中国天主教会更应该也更需要将其自身的神学建设与国内外的重大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呢？例如，联系近些年来颇受关注的“社会道德底线争论”、“工商金融欺诈现象”乃至“公益慈善诚信危机”等，中国天主教若与其他宗教和学术界进行广泛合作，大力推动合乎国情的道德伦理观建设，其重要现实意义便凸显出来了。针对全球化的生态环境危机，若能与中国道教界、佛教界在宇宙观和自然观上展开深层次的交流与对话，中国天主教的神学建设也能取得有国际影响的思想成果。面对冷战后部分国家或地区愈演愈烈的民族和宗教冲突，若能借鉴中国文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深厚传统，中国天主教会无疑可为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奉献富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智慧。
中国神学建设理应具有中国特色
□ 张志刚
中国天主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理应扎根中国文化土壤，具有中国文化特色。这可从世界宗教史来加以论证。宗教现象学家斯马特在其名著《世界宗教》里，一开篇就指出，当我们考察世界上的诸多宗教传统时，切莫忘记它们的丰富多样性。以基督宗教为例，我们在许多国家或地区可以发现，不同的文化都为这种宗教传统增添了特色，如乌克兰的天主教不同于爱尔兰的，希腊的东正教不同于俄罗斯的，德国的路德宗不同于美国的……广为传播的基督宗教传统如此，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天主教神学建设何其不是这样？
综合前述双重学术视野，笔者以为，中国天主教神学思想建设，无论在基础理论还是应用研究上都大有文章可做。这里试举两个课题，以期引起深入研讨。天主教神学在其形成过程中曾充分汲取了古希腊哲学的合理思想，把本体论与上帝观的学理探讨结合起来，从而论证了“一种富有外在超越性的信仰境界”；相比之下，中国哲学传统则兼容并包儒释道的学说精华，形成了“一种注重内在超越性的信仰境界”。这二者显然是有互补性的，若能相互启发并加以创新，不但可像佛教禅宗那样深化中国古典哲学的心性论，从神圣观上进一步丰富并强化中国现代哲学的本体论，而且有可能创造出与中国宗教文化传统相辅相成的天主教信仰理念。就应用研究而言，国内宗教学界近几年来最为关注的课题之一就是慈善公益与社会服务，但尚缺乏系统化、有深度的理论研究。客观地说，天主教与其他几大宗教传统相比，不仅历来就更投入慈善公益与社会服务实践，还具有更悠久的思想资源和更完备的理论体系，如果能将其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相结合相适应，无疑可成为当今中国天主教神学思想本土化建设及其实践的一大亮点。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民族宗教理论甘肃研究基地研究员）
大理古城天主堂：天主教信仰与民族文化水乳交融
□ 傅志上 萧霁虹 文∕图
云南大理历史悠久，多民族、多宗教、多种文化和睦相处。大理天主教在本地化进程中深深烙上了多民族文化的印记，又离不开以汉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线，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和民族特色。
极具中式本地化的教堂建筑
在大理古城的人民路东段，向洱海方向东行，折进新民路，沿着整齐光滑的青石板路漫步30多米，便见到一座青石垒砌的门墩及拱形门楣、门楣上有长方形大理石边框、中间楷书“天主堂”的建筑。这就是始建于1927年的大理天主堂。天主堂坐东朝西，由大门、通道、二门和礼拜堂相连，是一幢将大门、钟楼和教堂连在一起的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天主堂重檐歇山顶，纵向深7间，三体建筑均为抬梁式，东为祭坛，供圣母像，四壁挂有圣画。
天主堂大门采用白族一高两矮的门楼形式，斗拱挑檐，正中及两侧开门，门窗雕花，描金绘彩，显得富丽堂皇。红色柱子与红色大门相配，与蓝色为基调的雕檐画壁相对，和谐又有气派。柱子有中式楹联，内联是张文昌神父写的“两性合一身，一身含两性，此乃基督特征理所当然；一体分三位，三位为一体，这是上主神秘深奥莫测”，概括天主三位一体、两性合一身的神秘“奥迹”。外联为陈开华神父写的“迎苍临洱，春夏秋冬四时维新，彰造物庄严；承蒙袭段，风花雪月岁月不居，扬福音精义”，是大理别具地方民族特色的教堂门楹。门两边都有精美的图画，屋檐下的雕刻绘画，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有十二生肖的图像、《圣经》故事，中西文化有机融合。
天主堂门上建钟楼，楼为单檐歇山顶，楼上悬挂大钟，四面出檐，白色十字架高立屋顶，直插云霄。金色的“天主堂”三字立在二层与三层屋檐之间，有画龙点睛之功效。层层飞檐上装饰着白族风格的雕刻和中国传统的彩绘，堂内的祭台采用当地盛产的大理石制成，里里外外雕梁画栋，具有浓厚的白族建筑风格，为白族庙宇式样，完全脱出了天主教传统教堂范畴，具有浓郁的地域和民族色彩。
天主堂的整体建筑从侧面看，似一艘航行中的龙船，象征教会如诺亚方舟，给人带来希望、正义、和平与爱，是中西文化结合的象征，是天主教本地化的历史见证。
天主教与大理多民族多宗教和谐共荣
大理古城内，分布着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和本主信仰等多种宗教，各宗教和谐共处并存数百年，形成了兼容并尊、和谐共处的格局。
目前，大理教区包括大理、丽江、迪庆、临沧、普洱、保山、德宏7个州市，已开放堂点20多个，新建教堂9座，约有8万多教友。他们中有白族、傈僳族、独龙族、怒族、景颇族、哈尼族、傣族、彝族、苗族、汉族和藏族等，藏族教友数量居首。云南少数民族众多，天主教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过程中，不断吸收和融合各少数民族的部分文化内容，使教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呈现出民族化的特征。同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主教适应不同时代和与时俱进的特征，反映天主教与社会的适应及融合，以及荣主益人、服务社会的时代风貌和“为一切人成为一切”的圣经训导精神，从而真正成为“中国的天主教”。
浓郁民族风格的晋铎庆典
大理古城天主教堂雕梁画栋，凸花青砖，风韵独特、古朴庄重的建筑结构造型，充分显示了教堂风格的本地化。
2012年3月26日，云南省天主教爱国会、云南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在大理古城天主堂为6位执事隆重举行了一系列祝圣神父的庆典活动，这是云南天主教有史以来晋铎人数最多，而又多姿多彩、别开生面的祝圣典礼。
这次晋铎的6位执事有藏族、景颇族、彝族、苗族、汉族等民族，是云南天主教历史上第一次祝圣藏族、景颇族神父，也是第一次多民族执事共同被祝圣的典礼。云南10个州市600多教友汇集大理古城教堂参加祝圣弥撒，有来自中缅边境的景颇族、香格里拉高原的藏族、怒江大峡谷的傈僳族和藏族、红河的苗族、石林的彝族和洱海之滨的白族，各民族教友身着节日盛装，使教堂内外显得色彩绚丽，圣洁吉祥。
上午9时，云南省天主教两会主席、昆明教区主教马英林主持，为刘志斌、排早南、曹泰山、李教全、黄孝金和王继锋举行了庄严、神圣的晋铎仪式，来自北京、山西、内蒙古、陕西及云南本省的18位神父参与祝圣，数百名教友虔诚祈祷，恭望弥撒。
弥撒中，藏族修女德肋撒颇具穿透力的高亮嗓音领唱《求主垂怜曲》，感染了在场的许多人。藏族、景颇族教友用藏语、景颇语咏唱赞美诗，在准备“饼酒”时，景颇族男子手执户撒长刀上下舞动、银光闪闪，女子手中手绢翻飞，衣服上、筒帕上的银泡耀眼夺目、铮铮作响。在景颇族教友用景颇语歌咏的“献礼咏”中，伴随着敲锣打鼓和笙管的悠扬，呈奉的献仪除了盛装藏族女孩手捧饼、酒、圣爵以外，还有景颇族女孩用竹背篓装着酒筒等礼物，成群结队缓缓步入教堂，使教堂弥漫着喜乐与庄严的氛围。
弥撒礼仪在领受圣体之后，新晋铎神父的父母、亲友在阵阵掌声中给他们献礼祝贺，藏族阿爸送上哈达，阿妈送上绣有“祝圣纪念，愿为主作精兵”的锦旗，藏族女孩献上鲜花，景颇族小伙献上景颇族的包头和银制礼刀，藏族教友亦向主教、神父敬献哈达，气氛热烈，让人沉浸在云南天主教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元素、多元文化相互融合的氛围之中。
下午2时，晋铎典礼座谈会举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昆明教区主教马英林在座谈会上说，云南教会处于多姿多彩、多民族、多文化的特殊省份，体现了天主子民的多元化，这需要我们以梵二会议的精神、开放的心态，进一步促进教会本地化建设，使教会更加健康发展。
（傅志上，云南省宗教事务管理局二处处长；萧霁虹，云南省社科院宗教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天主教梵蒂冈第二次普世大公会议
□ 谭立铸
梵蒂冈第二次普世大公会议（Concilium cumenicum Vaticanum Secundum），简称“梵二会议”，是天主教第21次普世大公会议。起初，人们以为它是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续会，后来罗马教廷作出了澄清：它将是另一次新的大公会议，取名“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1962年10月11日，由若望二十三世主持召开，1965年12月8日由保禄六世宣布闭幕。
对于20世纪的天主教来说，梵二会议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事件，它标志着天主教向现代世界和现代文化开放自身。面对现代的科技文明以及社会生活的世俗化进程，天主教回归到基督信仰的源泉内，通过圣经和教会的大传统寻求答案，使教会在新的历史时代里重新焕发出生命力。
20世纪上半叶，天主教内的神学研究不再仅以托马斯主义或新托马斯主义为宗，并且，圣经和教会史研究越来越显得灵活。在这种情势下，天主教官方对现代主义的警惕情绪油然而生。然而，教会内一些新的思想潮流，如关注现代人的经验和他们的需要、回归教父传统、教会礼仪的更新尝试以及天主教徒对社会事务的热情等等，一齐呼唤天主教做出适时的自我调整。
1962年1月25日，若望二十三世宣布了召开新一次大公会议的决定，这让人们始料未及。他提出的“跟上时代”的口号，为梵二会议指明了努力的方向：1、天主教会的自我认识与更新，2、调整天主教与其他基督宗教及非基督宗教的关系，3、探讨天主教与现代世界的关系。
1962年10月11日，梵二会议拉开序幕。全球共有2908人受邀与会，其中参加开幕式的有2540人，为历次天主教大公会议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此外还有东正教和基督新教派出的观察员列席。自1962年10月至1965年12月，梵二会议一共举行了4次集会。
过往的大公会议，与会者以及起主导作用的差不多是清一色的欧洲教会，而在梵二会议中，美洲教会、亚洲教会、非洲教会、大洋洲教会等活跃起来，他们给梵二会议带来了新的色彩，形成了新的面貌。这些新兴的教会以不一样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现实，提请大公会议的教长们重视本地文化的问题、穷人的问题、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的关系问题等。
梵二会议是天主教在现代世界的一次自我调整，这种调整一方面是出于回应现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和现实，一方面是出于回归初期教会的福传和信仰传统。因此，梵二会议的调整所触动的，可能是初期教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1500年里天主教会的社会形态以及它的文化心理。有梵二会议专家对此指出了4点：
1、由于梵二会议，自君士坦丁大帝始，天主教在欧洲逐渐形成的长达1500年的国教形态终于结束了。在那种政教形态下，教会体制与帝国的法制互相渗透，共同参与了国家的权力。不可避免地，尽管神学强调人在接受信仰上的自由能力，但实际上，其他宗教和非正统信仰受到了排斥。在此意义上，梵二会议的《信仰自由宣言》使天主教告别了这种国教制度所代表的信仰与教会的生活形态。
2、 由于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东西方教会1000年前分裂了。由此，罗马天主教开始了在欧洲西方单一的教会文化进程。它以拉丁文为载体，努力发展出一种具有普遍特征的经院学与教会法系统。梵二会议的《东方公教会法令》以及《大公主义法令》，肯定了东方公教会的精神财富，并由此开辟了教会的多元一致性观念。
3、500年前，西方教会内部再度发生了分裂，天主教与新教之间互相攻击和指责。梵二会议的《大公主义法令》结束了这种敌对的气氛。它鼓励对话，要求真正了解他者，并以富于想象力和创造的方式，为深入真理和团结而努力。
4、100年前，教会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停滞不前。梵二会议的《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使天主教充满认识现代世界的热情，并在与现代世界的同行中完善自身与净化世界。
（作者系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研究室主任）